【企業文化】《集郵與黨史》之二十六：關于習仲勛的郵票
日期：2021-04-21 閱讀數：
為紀念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同志誕生一百周年，中國郵政于2013年10月15日發行了《習仲勛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1套2枚。志號：2013-27。（2-1）J 兩當兵變前的習仲勛，面值1.20元；（2-2）J 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期的習仲勛，面值 1.20元。設計者：姜偉杰。雕刻者：劉益民、馬榮。紀念郵票圖稿創作，采用素描寫實的表現手法，運用細膩、傳神的雕刻線條，形神兼備地刻畫了習仲勛果敢、堅毅的性格特征。郵票畫面采用深棕色調，具有強烈的歷史感。
習仲勛（1913―2002），陜西富平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2002年5月24日5時34分，習仲勛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習仲勛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陜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參加進步學生團體。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春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當局關押，在獄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初，受黨組織委派到國民黨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任中共營委書記。1932年3月，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同年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1933年2月，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從事武裝斗爭、農民運動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與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照金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歷任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務。1934年11月，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他參與領導蘇區的游擊戰爭，粉碎了國民黨軍多次圍剿，出生入死，浴血奮戰，在不斷排除內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擾中，壯大了紅軍武裝，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他以極大精力領導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為土地革命戰爭年代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做了許多探索性、開創性的工作。1935年春，陜北、陜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戰爭中連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勛同志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并繼續擔任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在錯誤肅反中被王明路線的執行者關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陜北后，他們才得以釋放平反，從而挽救了這塊在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使之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
1936年1月，習仲勛同志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同年6月，隨紅軍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先后擔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分區專員、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執委、西北局黨校校長。他組織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斗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1943年1月，毛澤東同志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培養典型，總結經驗，領導大生產運動，增強了當地的經濟實力，為鞏固和發展“三三制”政權做出了很大成績。在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抵制和糾正“左”的偏向，保護了干部和群眾。1945年6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其間，曾擔任爺臺山自衛反擊戰臨時指揮部政治委員，領導了著名的爺臺山自衛反擊戰，取得了反頑斗爭的重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他受毛澤東同志指示，組織策動了國民黨陜北保安團隊起義，接應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圍返回延安，參與指揮了西華池戰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協同彭德懷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陜甘寧邊區的戰役，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斗的勝利。他作為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同志，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后方支前，戰勝了十倍于我的國民黨軍隊，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習仲勛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為建設陜甘寧邊區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陜甘寧邊區土改中，他提出的區別老區、半老區、新區不同情況制定政策和糾正“左”的偏向的意見，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并轉發全國各解放區。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他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從實際出發，正確地、積極穩妥地領導了西北地區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大膽而妥當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團結爭取了一批少數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為鞏固新生政權，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恢復戰爭創傷，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1952年9月，習仲勛同志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范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了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同志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徹底平反。
1978年4月后，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贊同。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勛同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習仲勛同志一生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顧全大局。他謙虛謹慎，任勞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不居功，不護短，愛護干部，關心青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關心群眾疾苦，與工農群眾、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誠相見，廣交朋友。他辦事嚴謹，寬厚待人，實事求是，嚴于律己，為政清廉，生活儉樸，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他德高望重，高風亮節，在黨內外和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
習仲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頑強奮斗，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斗。
1980年9月，習仲勛同志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后又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主持討論了許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他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長期致力于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正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強工、青、婦群眾組織的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重視調查研究，密切聯系群眾，認真批辦和接待人民群眾來信來訪。他還在實現祖國統一、反對分裂祖國圖謀，加強港、澳、臺、僑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許多精力。
1988年4月，習仲勛同志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他親自主持多部法律、條例的審議，參加了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間的交往活動，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93年3月，習仲勛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仍一直關心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關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堅決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工作，擁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習仲勛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雖幾經坎坷，身處逆境，但百折不撓，奮斗不息，他始終堅定地與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堅持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他堅持原則，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從郵票的角度介紹，據公開資料顯示，1932年4月2日，習仲勛等中國共產黨人，在甘肅省兩當縣組織發動了著名的“兩當兵變”。“兩當兵變”揭開了甘肅革命武裝斗爭的序幕，使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和西北的政治影響進一步擴大。習仲勛之子習遠平在“習仲勛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表示，“‘兩當兵變’是我父親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端”，“他由一位黨員積極分子成長為一名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人和軍事指揮者”。
2013年10月15日上午，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為親屬參加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出席座談會。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發表講話。
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習仲勛》研討會在福州舉行。有專家在研討會上表示，《習仲勛》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有其必然原因。有三個標準，一是習仲勛他是一方根據地的創建者。他在2002年逝世的時候已經是最后一位根據地的創建者。第二他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候補委員，在七大的委員和候補委員中，他是最年輕的一位，也就是最后一位紀念百年誕辰的。第三個理由，他是新中國初期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又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黨的領導人之一。正是基于以上三點原因，才上報中央，最終決定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紀錄片《習仲勛》。而該片播出，也創造了央視五年以來同時段播出紀錄片的最高收視率。
2013年10月15日，為紀念習仲勛同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習仲勛文集》《習仲勛紀念文集》《習仲勛畫冊》三種圖書。人民網文化頻道精選了《習仲勛畫冊》中的數十幅珍貴照片，許多照片為首次公開展示。畫冊圖文并茂，生動形象地再現了習仲勛同志89年偉大、光輝的一生。另外，《習仲勛畫傳》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國范圍出版發行。書中收錄了近300幅圖片，其中包括數十張不同時期的家庭合影，部分照片為首次公開發表。圖為1958年，習仲勛和兒子近平、遠平在一起。
關于《習仲勛傳》。《習仲勛傳》（上卷）已于2008年出版，反映的是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經歷和貢獻。《習仲勛傳》（下卷）一書，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該書真實記錄和反映了習仲勛同志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嘔心瀝血，頑強奮斗的革命歷程，以及建立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習仲勛傳》編委會編，黨史專家、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賈巨川先生獨立執筆撰寫的《習仲勛傳》，第一次全面、翔實、生動地再現了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牢記“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聯系群眾，注重調查研究，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革命經歷，向讀者展現了一位深受人民群眾擁戴的“黨的寶貴的群眾領袖”的光輝形象。
作為黨史專家，賈巨川對習仲勛同志的革命經歷十分了解。2002年習仲勛同志逝世時，新華社播發的四千言的《習仲勛同志生平》，也出自賈巨川手筆。在撰寫《習仲勛傳》(上卷)的五年中，賈巨川每年在深圳習老夫婦身邊生活大半年，不僅對習老的革命生涯經歷有了第一手的真實材料，更對習老的艱苦樸素、平易近人、愛護群眾的高尚道德品格有了真實認識。“幸運的是，習老生前親自審閱了約20萬字的書稿，并給出‘原則同意’的書面答復；遺憾的是，沒能看到書正式問世，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習仲勛同志的革命征程是在一個又一個的嚴峻考驗中行進、成長、創造、奉獻，成為深受人民群眾擁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的人生經歷充滿波折和艱辛。能夠擔當《習仲勛傳》的執筆撰寫任務，賈巨川說他感到責任重大，同時也倍感幸運。他最早介入傳記的寫作要追溯到1996年秋季，“當時習老還健在，中央有關方面批準同意編寫習仲勛系列叢書，《習仲勛傳》是三本叢書中的一本，算是壓軸之作。”賈巨川介紹，當時自己已經從部隊轉業8年，擔任陜西渭南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在黨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紀念建黨75年時賈巨川被評為全國黨史系統先進工作者，受到了胡錦濤、尉健行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或許正因為這個機緣，他得到上級的重視和信任，被調到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當時組織了一個七八個人的寫作班子，分頭執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只剩下了我一個人”。
在歷時五年的寫作過程中，賈巨川查閱、參考、使用了充分有力的史料證據，這些讀者可以從該書中的大量注釋直觀地看到。同時，他走訪了150余名與習仲勛一起工作、戰斗、生活過的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親屬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因此，該書稱得上是一本嚴謹的史學著作。
在習近平的辦公室里，醒目位置擺放著數張不同年代的家庭生活照。其中一張照片，是他用輪椅推著年事已高的父親，和妻子、女兒一起散步……珍視家庭、孝敬父母，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深深植根在習近平心中。
習仲勛重視對子女的言傳身教。習近平的童年在父親的嚴格要求下度過，而他的少年時代更與父親的命運緊密相連。由于父親習仲勛從1962年受冤屈，母親齊心帶著尚未成年的小兒子習遠平在河南省黃泛區的一個農場勞動，兩個姐姐被下放到生產建設兵團，習近平也前往陜北插隊，開始了難忘的知青歲月。習近平就是在這樣的家風、家教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
“為人民服務，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這是習仲勛對兒子習近平的期許。在最后的日子里，習仲勛還多次對兒女們說：“我沒給你們留下什么財富，但給你們留了個好名聲。”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在好家風中成長，從人民中走來的習近平，時刻不忘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幸福美滿。進入新時代，他正帶領我們，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據賀龍之女賀捷生曾撰文回憶：習近平從政后，習仲勛對兒子掏出肺腑之言：“不管你當多大的官，不要忘記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真真切切為百姓著想，要聯系群眾，要平易近人。”習近平始終把父親的話牢牢記在心里，并作為一生追求奮斗的目標。“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2013年11月，習近平到湖南十八洞村考察調研。期間，家里沒有電視、并不認識總書記的苗族大娘石爬專把習近平迎入家中，客氣地問：“怎么稱呼您？”“我是人民的勤務員。”習近平微笑著進行了自我介紹。樸實的話語溫暖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心。
通過一封信來說明習近平對父親深沉的愛。那是2001年10月15日，家人為習仲勛在深圳舉辦88歲壽宴。按照中國人的習慣，88歲是“米壽”，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習家三代人及親朋好友歡聚一堂為老爺子祝壽。然而，唯獨缺席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習近平不是不想參加父親的壽宴，而是作為一省之長，他實在是公務繁忙，難以脫身，于是抱愧地向父親寫了一封拜壽信。習近平在信中深情地寫道，他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他希望繼承和吸取父親的寶貴和高尚品質，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五件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勛傳》（下卷）曾收錄了這封拜壽信。
自我呱呱落地以來，已隨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對父母的認知也和對父母的感情一樣，久而彌深。希望從父親這里繼承和吸取的寶貴與高尚品質很多，給我最深印象的大約如下幾點：
一是學父親做人。父親受到廣大人民群眾和我黨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為您為人坦誠、忠厚。您曾教誨我，您一輩子沒有整過人和堅持真理不說假話，并一以貫之，這正像毛澤東說的，“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二是學父親做事。父親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我輩與父親相比，太過平庸，汗顏不已。但更令我們感動的，是父親從不居功，從不張揚，對自己的輝煌業績視如煙云。這才是成大事者的風范，永遠值得我輩學習和效仿。三是學父親對信仰的執著追求。無論是白色恐怖的年代，還是極左路線時期；無論是受人誣陷，還是身處逆境，您的心中始終有一盞明亮的燈，永遠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在社會上喊我們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堅信我的父親是一個大英雄，是我們最值得自豪的父親。歷史已經證明，您是一個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的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四是學父親的赤子情懷。您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您熱愛中國人民，熱愛革命戰友，熱愛家鄉父老，熱愛您的父母、妻子、兒女。您用自己博大的愛，影響著周圍的人們。您像一頭老黃牛，為中國人民默默地耕耘著。這也激勵著我將自己的畢生精力投入到為人民群眾服務的事業中，報效養育我的錦繡中華和父老鄉親。五是學父親的儉樸生活。父親的節儉幾近苛刻。家教的嚴格，也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從小就是在父親的這種教育下，養成勤儉持家習慣的。這是一個堪稱楷模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共產黨人的家風。這樣的好家風應世代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