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文化】《集郵與黨史》之二十：關于遵義會議的郵票
日期：2021-03-24 閱讀數：
郵票的方寸空間，常體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科技、經濟、文化、風土人情、自然風貌等特色，這讓郵票除了郵政價值之外還有文化價值、收藏價值。通過郵票，講黨史，很有意義。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相當重要的一次會議。為了紀念這次重要的會議，我國郵政部門發行了關于遵義會議的郵票。除了特別為紀念遵義會議發行的郵票，在其他的郵票上，也可以發現與遵義會議有關的品種，像從1969年4月開始，郵電部陸續發行了“文革”普通郵票中，第7枚郵票為“遵義會議會址”；1971年7月1日，我國發行“編12―20”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紀念郵票一套9枚，其中第4枚郵票為“遵義會議會址”；從1971年9月25日，我國陸續發行了編號為“普14”的《革命圣地圖案》(第三版普通郵票)一套11枚，其中第9枚郵票為“遵義會議會址”；從1974年4月1日開始，我國陸續發行編號為“普16”的《革命圣地圖案》(第四版普通郵票)一套14枚，其中第10枚郵票為“遵義會議會址”；1990年8月30日發行的J170的《張聞天同志誕生九十周年》一套2枚郵票，第2枚郵票上面印有“張聞天同志在遵義會議期間”字樣；2006年10月22日，國家郵政局發行了一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紀念郵票，包括郵票4枚、小型張1枚，第二枚即為《遵義會議》。
1960年1月25日，當時的郵電部發行了紀74《遵義會議二十五周年》紀念郵票一套，全套三枚，圖案分別為“遵義會議會址”、“在毛澤東旗幟下永遠勝利地前進”、“強渡金沙江”。3枚郵票上均標有“遵義會議二十五周年1935―1960”字樣。
1965年1月31日，紀109《遵義會議三十周年》紀念郵票發行，全套共三枚，分別為“決戰前夕”、“毛主席像”、“婁山關大捷”。該套郵票第一枚“決戰前夕”，表現的是面對墻壁上的軍事地圖聚精會神謀劃作戰方案的毛澤東，栩栩如生地展現出毛澤東運籌帷幄、巧捕戰機，指揮紅軍贏得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等軍事勝利的光輝形象。圖案是以著名畫家高虹的同名畫作為主圖的。第二枚郵票的圖案，采用的是20世紀60年代后國內廣為發行的毛澤東標準像。第三枚“婁山關大捷”表現的是毛澤東等在1935年2月底登臨婁山關指揮作戰的情景。郵票畫面上，婁山萬峰插天，紅軍戰士急速前進，毛澤東站在高地凝視遠方。該套郵票均標有“遵義會議三十周年1935―1965”字樣。其中（351）/8分/決戰前夕/1000萬枚；（352）/8分/毛主席像/1000萬枚（353）/8分/婁山關大捷/1000萬枚。發行數量：1000萬套。全套面值：0.24元。設計者：劉碩仁。
1985年1月15日，郵電部發行J107《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郵票一套2枚。第一枚郵票為“遵義會議”，第二枚“紅軍勝利到達陜北”。原作者：(2-1)劉向平、(2-2)趙域志。
《遵義會議八十周年》紀念郵票
經國家郵政局審定，中國郵政于2015年1月15日發行《遵義會議八十周年》紀念郵票1套2枚。志號：2015-3。（2-1）J 遵義會議會址 1.20元。（2-2）J 遵義會議 1.20元。郵票以沈堯伊先生的油畫作品為藍本。第一枚用樸素的筆觸表現了遵義會議召開的地點遵義會議會址，揭示了遵義會議對于中國革命進程的轉折性意義；第二枚表現的是遵義會議會場，作者以細膩寫實的手法刻畫了20個歷史人物，以及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征，郵票色調肅穆凝重，具有濃郁的歷史氣息。
遵義會議作為紅軍長征途中的重要會議，也曾出現在2006年10月22日發行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郵票1套4枚中。志號：2006-25，設計者：郝旭東。畫作者：靳尚誼（4-1）、彭 彬（4-2）、劉國樞（4-3）、張文源（4-4）、李寶林周順愷（小型張）。
除此之外，還有幾套以頌揚革命圣地為主題的郵票，也以各不相同的表現手法展現了遵義會議會址。如今這里已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普通郵票，也有紀念特種郵票。
中國郵政2012年6月30日發行了《紅色足跡》特種郵票1套6枚，其中（6-3）T 遵義 1.2元 1262.36萬枚。設計者、雕刻者：閻炳武。
我曾經參觀過遵義會議會址。在遵義會議紀念館門前的大門正上方，掛著一塊黑漆金匾，上面“遵義會議會址”六個金光閃閃的大字俏俊飄逸、豪放酣暢，這是1964年由毛澤東親筆題寫，同時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為中國革命舊址留下的唯一一幅墨寶。遵義會議會議室里并排懸掛著參加會議的8位政治局委員的照片，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陳云、劉少奇、朱德、王稼祥。
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西征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占領遵義后，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晚上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遵義會議有兩個議題。一：就中央紅軍的下一步行程作出決策。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
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之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造成的。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接著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今后在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提出的意見。會議最后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然后發到支部討論。
會后，張聞天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遵義會議還制定了紅軍爾后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隨后，進一步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３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具有偉大的意義。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2015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總書記到遵義視察時說：“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對于收藏愛好者來說，流通紀念幣也值得收藏。中國人民銀行于1991年6月18日發行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紀念幣一套。該套紀念幣共3枚，面值1元，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正面的圖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并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1991字樣，其中一枚背面的圖案是遵義會議會址，受到收藏愛好者的喜愛。
秦寄翔
